存在主义

形而上学的没落&人进入历史中的非宗教阶段：

一战二战带来的反思， 虽然人们拥有了前所未有的权利、科技、文明，但也同时发现自己的无家可归。随着宗教这一包容一切的框架的丧失，人不但变得一无所有，而且变成一个支离破碎的存在物。个体的人没有了归宿感，认为自己是这个人类社会中的“外人”，自己将自己异化。在个体迫切的需要一种理论来化解自己的异化感觉时，存在主义就应运而生了。

“存在哲学的先驱海德格尔说，一个形而上的抽象彼岸世界终止了，但他并未宣告上帝信仰的终止，他只是宣告一种方法论的终止。（所谓“颠倒的形而上依然是形而上”和“最后一个”，他评前人，后人依然如此）。

譬如加谬，他就对存在哲学中的一支“克尔凯郭尔神学”相当不满，对克尔凯郭尔尽管知道生命的荒谬，却鼓励信仰最后的一搏：以信心的跳跃来与神相遇，加谬说这是“自贬”，是“自弃”，是“哲学上的自杀”。

后辈学者描述海开启的哲学有若“思乡的游子”，念念不忘信仰的家乡，这在他《存在与时间》哲学思维中的确一直若隐若现。其哲学体系中对时间哲学思维中的确一直若隐若现。其哲学体系中对存在真理的“去遮蔽”“揭露”的描述，多少肯定了真理必然存在，并表现出对真理的向往。却越来越远，越来越仅只关注现世，或是在“意义的耽延”中变成一种嬉玩的态度。

譬如相当影响后结构哲学的德里达，较之海德格尔，就很像是个流浪汉。海德格尔的“现象学分解”，是一种批判步骤，将概念分解到根源，因为概念在历史长河中，会被遮蔽出现偏差，所以需清理其系谱，寻找起源，推断归宿。德里达却只是抓住偏差歧异，瓦解一致性。海德格尔旨在恢复对话，德里达并不，海德格尔为建立基础存在论而强调存在论差异，德里达则为消解形上学而启用延异。

同样地，存在文学初始，法兰克福学派的瓦尔特·班杰明曾在其文学批评理论中说：“只有对一切尘世存在的悲惨、无意义彻底确信，才有可能透视出一种从废墟中升起的通向拯救王国的远景。”对班杰明而言，透过文学描述出幻灭、荒谬、无望、虚无的“废墟”感，就是一种赎救的过程，恰如“弥赛亚”来临之前的阵痛，以此“辩证意象”作为赎救的形式而存在。

班杰明是不是太过浪漫？至少哈贝马斯就说，班杰明存在文学之后，文学走向一如哲学的走向，严肃者或贴近女性主义与同性恋议题，或在神秘主义浪潮下贴近魔幻写实，或处理种族主义议题，更多的是继续玩世不恭的嘲谑，诸如被称为黑色幽默或黄色幽默…的包装颓废，再加上商业文化对一切艺术文学的收编，艺术文学非但不能像班杰明所说的成为一种救赎，甚至极为讽刺地，由谁来救赎艺术文学，竟成为艺文界最关切的问题。

艺术文学正站在一个十字路口上，寻找救赎，无非是寻找另一个振衰起弊的出路。恰似存在哲学中克尔凯郭尔神学由荒谬导向“信心的一跃”，存在文学中也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式地在卑微苦难的人世间“等候救赎”，如果当年以自我摧残或荒谬来对抗荒谬、以艺术文学救赎荒谬是一种估算的错误，是否这长久以来一直被冷落的克尔凯郭尔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所遥遥指出的方向，会是一个需审慎考虑的可能呢？

宏大叙事消解，个人叙事甚嚣尘上的后现代，个人能做什么呢，我也只不过是一个曾经经历并且依然持续地经历存在主义相关困境的凡人。也曾幻想过完成海所谓“忘失——念兹在兹”的一跃；也曾看过许多心理治疗相关的大杂烩，知晓人不仅是经验的自我，更是先验的自我，能够包容自己的可能性与局限，能够面对绝对的自由与虚无，并因此感到焦虑，仅此而已。

但是人可以构筑个人叙事下世俗的意义，哪怕没有普遍的意义，并因此获得活出生命潜力的动力——活下去。

作为一个存在主义者理直气壮地活下去，活出自己的存在————因为存在先于本质，这是最后的礼物。

“所盼望的未得，令人心忧；

所愿意的来到，却是生命树。

戈多不来”

2026-10-04后记：当时暑期学校，又搬校区，又爆发了存在主义危机，日子比较难过煎熬

花了一周时间读完了欧文亚隆的《存在主义心理治疗》，写下了上面这些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