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r Fall Wagner

Der Fall Wagner

“事件（fall）”与其在说瓦格纳应该面对一个法庭，不如说直白瓦格纳是一个病例，也许甚至是一项原罪。科本能在颓废和瓦格纳主义之间发现一种紧密关系，并且把“瓦格纳当做事件”来称呼。

尼采寻找并发现了一个阿基米德点，由此出发，可以推翻“艺术”那整个腐朽的殿堂：通过“命运”和“自我克制”等用词，标明了一种处于由更高势力所决定的，应该被克服的事物，和一个必须摆脱这种事物的自我之间的紧张关系。

尼采心中怀有的更大疑虑是，瓦格纳是传染危险，因为不单单是那些精神贫乏者，而恰恰是那些最优雅和最受宠爱的人，将会受到“音乐”那无与伦比的精妙的蛊惑，以至于那些颓废主义者把瓦格纳当做他们自我享受神经官能症的倡导人，由此从巴黎一直到彼得堡，为瓦格纳喝彩，为自己庆祝，尼采认为，与这些同时代人不一样，他有能力摆脱瓦格纳。

尼采诊断出的，作为瓦格纳式疾病独具特点的症状，是受过度的刺激，其性格和作品的不稳定性和跳跃性，是对于神经质的现代派的麻醉剂，以及对于残忍，虚假和所谓的无辜的追求。瓦格纳创作的不是美妙的“音乐”，而仅仅是有效果的“音乐”，它吸引大众，而剧院赖以为生。代替有约束力的思想，在他那里充斥的是混乱和漫无边际，而后者表现为“音乐”上对“旋律”的放弃。代替“旋律”的是激情，大而无当的话语以及象征的华丽和浮夸的趾高气扬，巨型思想队的集结与迸发，瓦格纳的“音乐”以一种后基督教的拯救事业之姿态出现，它不想成为美，而想成为宗教，它不打算娱乐世人和肯定生命，而打算改变和改善生命。由此它彻底背离了18世纪和莫扎特，并沉湎于叔本华时代。

对尼采来说，生理蜕化的艺术表达是总体上的损失，但有益于单个部分和被释放的颗粒。由于缺少整体的吸附力量，这些颗粒碎裂为独立的原子，而瓦格纳的作品仅在小处中，在个体的发明中，在单体的袖珍式安排中是伟大的。本质的匮乏，被通过欺诈性的戏剧性效果和做戏时所有可能的技巧得以掩盖和替代。而代替其位置的是带有最大可能之效果意图的，纷繁的单个场景。戏剧的所有因素，行为和罪行的心理动因，冲突的形成和彻底解决，在瓦格纳那里均告阙如。

因为他无法创造整体，只能制造片段，他必须为自己的“音乐”另外生产理论文献，以便于有另外的部分参与到那许多的部分中去。他的艺术无法满足自身，相反需要解释性的补充，而艺术家同时提供这样的东西。由此，作为德国观念论的后代，他把黑格尔的理念运用到艺术上，以此服务的是前者而非后者。这表现在瓦格纳暗中勉强做出的意味深长的摸索中，在他思维线条那任意的繁复及其连接里，除了黑格尔的思想关系，尼采还在新建立的德意志帝国中寻找政治的对应，而这个帝国以其帝国的姿态，同瓦格纳音乐一样，要求它的臣民无条件地服从。

当德国人失去了对于危险的直觉之后，在瓦格纳面前比对其他人长久地保持了抵抗力，为的是能最激烈地遭遇他。

他在主人道德和基督教道德的对立的类比中看到了这个对比：前者肯定，后者否定“生命”

“在自己身上克服他的时代，成为“无时代的人”，那么，他凭什么去进行他最艰难的斗争？就凭那使他成为他的时代的产儿的东西。好吧！和瓦格纳一样，我是这个时代的产儿，也就是说，是颓废者。不同的是，我承认这一点，并且与之斗争。

蜕化的生命，求毁灭的意志，极度的疲惫。道德否定生命……我必须有一种自我约束，以完成这样一个任务——反对我身上的一切疾病，包括瓦格纳，包括叔本华，包括整个现代“人性”。——对于时代的、合时宜的一切，全然保持疏远、冷淡、清醒；作为最高的愿望，有一双查拉图斯特拉的眼睛，从遥远的地方俯视人类万象——并看透自己……为这样一个目的——何种牺牲、何种“自我克服”、何种“自我否定”会不值得？”

Ta的最伟大经历将会是一种痊愈

跳开来说，

与“瓦格纳”决裂，对于—你—乃是一种命运，

此后重又喜欢上什么，对于—你—乃是一种胜利，所谓用自我克服来命名ta吧，并渴慕无限